发生在宋神宗年间的臭名昭著的乌台诗案，历来被公认为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件冤假错案，它彻底改变了苏轼的命运，一夜之间，将其打入十八层地狱。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苏轼无可奈何地坐在牢狱的角落里，因无法左右命运而备受煎熬。他已置生死于度外，但却不能不为自己的家人而忧心忡忡。他默默祈祷着，焦虑地盼望着昔日的好友能在危难中一伸援手，使自己脱离这场出人意料的刑狱之灾。

       乌台诗案的根源是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按照我们的思维逻辑，王安石要想让变法在全国范围内大刀阔斧地推行，必然要踢开变革路上的绊脚石。就连威势赫赫的司马光都已恓恓惶惶地退离相位，更何况人微言轻的苏轼？但苏轼文学名气太大，如日中天，他写的宋词如脱缰的野马，风驰电掣般弥散在中原大地；他写的文章光耀千古，卓然不群地涤荡着朝野市井。一句话，不搬倒他，让他反对变法的声音稍微露出一点星光，可能就会造成千古遗憾。苏轼当然料不到这一点，他只是觉得，在宋朝这个文强武弱的时代，政见不同，就应该和盘托出，不应当遮遮掩掩。但当在狱中遭受刑讯被逼承认以文字诋毁变法时，他猛然觉察到自己的想法实在是太幼稚可笑。

       客观地讲，王安石的变法由于前期缺乏全面而又科学的论证以及小范围的落地实践，在推行过程中出现这样或那样的瑕疵势在必然。苏轼看到的就是这一点，其实，他骨子里也并非就是一个抱残守缺、固步自封的人。当朝堂的“士大夫”与民间的“渔工水师”吵吵闹闹的反对声越来越大时，苏轼也就加入了这股洪流，他固执地认为自己站在了正义的一方，为民请命、“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报国理想让他热血沸腾，在这种情况下，说些过头的话，写点人微言轻的文字，的确也在所难免，但他绝对没有料到会因言获罪。在牢狱中的日日夜夜，他冥思苦想，直到想得头晕目眩、口干舌燥，始终也没有弄清是怎么回事。这位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只好痛苦地摇了摇头，看着漆黑的暗夜发呆，他多么盼望地平线上升起一线曙光。

       苏轼的脱困是在公元一零八零年，由于皇太后的极力说情和朝野上下反对处死苏轼的声浪越来越高，一向孤傲的王安石终于低下了头，况且他本来也无意除去这位旷世奇才。于是在宰相王安石的权衡和撺掇下，宋神宗答应将苏轼驱逐出京城，外放为黄州团练副使。就这样，可怜兮兮的苏轼赶紧收拾好行装，趁着晨凉气爽急匆匆离开京城这个是非之地，一屁股就坐在了黄州这块让他修复心灵创伤的土地上。他的心还在狂跳，他要迅疾地躲避灾难，但一路上看到的还是变法后的乡村景象，他边走边想，边想边走，走着走着，不知为什么，他感觉到茫然了……

       黄州四年是苏轼创作的高峰期，其实，这哪里是在创作，分明是在用血泪书写着自己内心世界的痛苦挣扎和起伏变化。千古风流人物被滚滚东去的江水淘洗而尽，羽扇纶巾的周瑜弹笑间建立的功业也随风飘散，而自己的经国济世的理想和抱负呢？当料峭的春风吹醒了浑浑噩噩的酒意，他只愿一蓑烟雨任平生，当烟雨散去，苦难远离，他多么渴望也无风雨也无晴。一切随缘去吧，驾一叶之扁舟，游荡于茫茫江面，听尽江上之清风的哨音，看取山间之明月的皎洁。这时的苏轼看似佻达旷逸，其实，他内心的苦闷仍然盘踞在灵魂的每一个角落，他只是在用另一个自我来开解这种时时逼近的烦恼和伤悲。

       公元一零八四年，困守了四年黄州的苏轼终于迎来了命运的转机，他要调任了。还好，那个锐意革新的皇帝终于明白了我苏轼的诤诤谏言，那些朝中的士大夫终于懂得了我这饱学之士的价值所在。天高云淡任鸟飞，海阔万里凭鱼跃。一洗今生的耻辱，重拾治世的抱负。满腔热血让苏轼意气风发，他仿佛瞬间握住了命运之箭，只要一扬手，它就会飞越千山万水，凝铸成巨大的生命之力。只可惜，命运再次跟他开了个玩笑，他要去的下一个地方是河南汝州，官职仍然是团练副使。苏轼忽而哑然失笑，一颗狂热的心骤然变得冰冷冰冷。他站起身，缓缓步出屋门。他想，隔天该去送送大儿子苏迈了，去饶州的德兴做个县尉，有个美好的前程不是很好吗？对了，随便还要去湖口的石钟山看看，舒缓一下疲惫的身心。

       九百多年后的我们误读了苏轼，或者说从苏轼游赏了石钟山后，一代又一代人都误读了这位才华横溢的文学家。我敢断言，就连四十七岁的苏轼也误读了自己。黄州的云淡风轻的四年生话足以熨平自己心灵的创伤，不惑之年已过，一步步逼近知天命。齿危发秃，两鬓染霜，生有何欢，死又何惧。名利淡泊，心也静了，灵魂也熨帖了。但当苏轼携长子苏迈趁暮夜月明之时乘小舟泊于绝壁之下时，那种长期压抑在内心深处的愤怒之情喷薄而出，明月星稀下的江波不再，山岛耸峙的盛景消散，目光掠夺茫茫苍苍的大地，脑海里幻化出的还是高高的庙堂，以及那场因为变法而起的乌台诗案。

       黄州四年，虽然苏轼被排挤到权力之外，但他从来也没有忘记国家正在进行的这场革新。他在外出之时，经常走进农家，耐心询问变法带来的生活变化。这是一种让我们感慨万千而又奇特的现象，王安石站在庙堂之上摇旗呐喊，希望变法能给天下老百姓带来更多的实惠，能够使大宋王朝迅速实现国富民强的愿景；苏轼流落乡野冷眼旁观，希望这场摇摆不定的变法尽快废止，让老百姓能够休养生息。积贫积弱的宋朝算不上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时代，但却脱胎换骨出这样两位伟大的人物，孰对孰错，我们姑且不论，但他们都值得我们后世之人景仰爱戴和顶礼膜拜。

       王安石的这场轰轰烈烈、摧枯拉朽的变法结果到底如何，“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那些在朝堂里毕恭毕敬、歌功颂德的士大夫们，你们“终不肯以小舟夜泊绝壁之下”，当然“莫能知”；而那些生活在乡野中的渔工水师“虽知而不能言”，或者干脆说不敢言。对变法的政见不同，为什么就必须让人三缄其口？稍有意见不合，变法者就“如猛兽奇鬼，森然欲搏人”，又像“山上栖鹘”，“磔磔云霄间”，更有甚者，还要“若老人咳且笑于山谷中”，这种冷嘲热讽意欲何为？谁能告诉我？苏轼摇摇头，慨叹一声，在月色下乘舟悄悄地前行。

       其实，在《石钟山记》中苏轼既不想去挑战像“郦道元”和“李渤”这样的权威，也不是去以探索的精神追求“石钟山命名”的真相，他要发泄的是自己压抑已久的苦闷情绪。四年来的精神重压逼得他透不过气来，他要在空旷的江面上或原野中大声呐喊，他登遍了黄州周遭的小山，去过“水光接天”的赤壁，见过“举网得鱼”的那位“客”，今天又来到“大石侧立千尺”的石钟山，他在寻托精神的寄托和灵魂的归宿！忍无可忍就不要再忍，吐尽心中块垒，哪管天下洪水滔天？他在乘舟回走的水面上，就要安一块莫名其妙的“大石”，让它“当中流”，让它“空中而多窍”，让他外强而又中干，其又奈我何？苏轼在“叹郦元之简”“笑李渤之陋”中，悄然离开了石钟山，他要去河南的汝州赴任，做的还是老本行——团练副使。

       苏轼到过石钟山，这是毋庸置疑的，正像他到过赤壁一样。但其中的情节大概也是虚构的，这与《赤壁赋》中的“客”大体相同。我们误读了苏轼九百余年，但一点儿都不能责备他，你想啊，他在结束一段痛苦的生活后，又要走向下一段更为痛苦的生活时，必然要重新调整自我，他匆匆忙忙来到石钟山，从此，这座文化名山也真的就成了他的最后一块精神高地。